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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觀看之所成,電影之所在:《烈日下的對決》與《博物館》

文/孫世鐸  圖片提供/沃時文化

如果以電影鏡頭的語言分析,在多數時刻,以現實空間為場景的繪本採取的是遠景的觀看,通過在每一跨頁,角色和空間關係的變化來建立敘事,而比較不常見電影中常見的景別切換和主觀鏡頭。在閱讀這樣的繪本時,我們往往更像一個客觀的,而非一個代入角色視野與感知的觀眾。

 

有別於此,西班牙繪本作家馬爾索(Manuel Marsol)的兩個作品《博物館》(MVSEVM)和《烈日下的對決》(Duelo al Sol)都引入了大量的景別切換來引導觀看,《博物館》更營造了豐富的主觀鏡頭來帶領讀者深入主角視野。這種視覺語言的運用讓這兩本繪本的閱讀,產生了和觀看電影相當類似的感受。另一方面,相對於電影「轉瞬即逝」的觀看特性,繪本能夠不斷來回翻閱,這樣的特質也讓這兩本繪本可以擺脫電影的線性時間,而在讀者手上形成一種任意的、多向的蒙太奇。

在《烈日下的對決》中,馬爾索引用了西部片形式,開場先讓鏡頭聚焦在空間中似乎次要的細節、角色的局部,才進繪本慣用的,也是我們慣於在西部片中看見的對決場景。雖然是西部片中尋常的白人拓荒者與印第安人進行對決,但隨後他們卻不斷被各種外力干擾中斷,而遲遲無法走向最後的對決。這個遲延是馬爾索的小巧思:在西部片裡,那個雙方對峙的片刻被非現實地無限放大,搭配上有時壯闊有時懸疑端視所需的配樂,已經比現實擴張的電影時間在觀眾心中形成更多擴張,也成為西部片類型元素的核心。相對而言,馬爾索在繪本裡將這個空虛的時間用各式各樣令角色分心、令讀者發噱的元素取代,透過不斷的緊繃—鬆弛進程,在西部片的外殼裡解消了西部片的母題──種族對決──以致最後走向一個在現實世界中似乎遲未到來的種族和解結局,成功地在繪本中用電影觀看瓦解電影觀看,造就了類型故事的嶄新敘說

由馬爾索繪製,但分鏡由卡斯坦(Javier Sáez Castán)所完成的《博物館》就更有趣了。本來的「博物館」(Museum)應該是一個地處市區,能夠讓觀眾在其中認識人類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但《博物館》(MVSEVM)的主角卻是在漫無人煙的郊外因為車子拋錨而來到一個似乎即時存取了他前一刻記憶的私人空間。更有趣的是,他所看見第一個令他深感不安的「停車在博物館下方公路」畫面,其實並非來自他的主觀視角,而是我們讀者所見的客觀視角。對主角而言,他所看見的他的記憶,其實是在腦中從另外一個觀點建立的。也因此,當他發現在MVSEVM裡,畫框內的世界能夠不斷改變畫框外的世界,再讓畫框內的世界即刻記載下剛剛被改變的畫框外的世界時,能夠逃出生天的唯一方法顯然就是信任畫框,取出畫框內的蠟燭燒毀畫框內的MVSEVM,才能在畫框外的MVSEVM燒盡之前離開。這顯然是遠在基頓(Buster Keaton)的《福爾摩斯二世》(1924)(請見認識電影之認識片單)就已奠立的觀看的宿命──當我們得緊追自己的觀看,我們遂成為觀看的囚徒。《博物館》結尾為我們留下的懸念是,觀看的囚牢無論如何不能燒盡,從眼睛、後照鏡、車窗、畫框、到博物館,視界是我們賴以為生的世界。

《博物館》和《烈日下的對決》都保留了紙本媒介的翻閱特性,再以電影的觀看形式令我們質疑習以為常的電影觀看,那份質疑如同MVSEVM中,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筆下熾熱的老虎之眼,不斷從我們的內在往我們眼見的世界探看出來,回頭提示我們世界原是觀看之所成、電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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