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培訓✭2015紀錄片

一旦有想要定義紀錄片的念頭，就註定會是個失敗的嘗試，因為每個人對紀錄片的定義都是不一樣的。

除了監視器或偷拍，影像或多或少都會參入某種操弄 

紀錄片可能騙人，劇情片亦可有真實根據，凡加入了創作者詮釋的觀點，任何影像都會有某種程度的偏差。俄國的紀錄片大師維多夫(Dziga Vertov)，其知名的《持攝影機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雖然是如實記錄莫斯科的一天，卻同時讓觀眾清楚意識到攝影師的存在；前幾年的台灣劇情片《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則是以接近紀錄片的方式，演出台灣電影的製片現況，讓人分不清楚是反映或惡搞。 

不論是為了呈現題材的立場，而對真實素材做創意處理，還是將真實素材戲劇化，以重現歷史事件，都與單純紀錄有所矛盾，這無非是提醒觀眾，觀看影片時請保持批判距離。雖說如此，紀錄片本身依然具有讓人認為是真實事件的特性，其擔負的社會意義是另一個可以聚焦討論的主題。各種類型的紀錄片都牽涉三個方面：拍攝者(發送者sender)、影片(訊息message)、觀眾(接收者receiver)。影片在放送後，觀眾在不同時間、空間接觸時會有不同意義產生，就看觀眾能否了解理解紀錄片工作者的觀點，進而影響自己對各種議題的立場。 

以1980年來劃分台灣紀錄片的前世今生 

依上述的說法，紀錄片除了提供歷史證據外，隨著時代演進，它也成為窺看過去年代的一種方式。台灣紀錄片的前世今生可用1980年為分界，1980年之前，影像紀錄的形式大多為新聞片，如：國慶閱兵、宣傳片等，以及像劉吶鷗、鄭南光等人的實驗性質作品、以及對三百多個城鎮進行實地考證的日本政治宣傳紀錄片《南進台灣》。 

1980年代之後的台灣，影響社會最大的事件為極權政體逐步鬆動，到戒嚴體制的終結。國家電影中心自1998年開始，配合日本山形影展的時間，開辦了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隨著各影展的拓廣，加上漸漸民主化，影像更是一口氣多元發展。每一次的台灣得獎影片，從外省老兵返鄉、政治犯、農家故事、檳榔西施、棒球隊，到社運人物、東北畫家、疾病、民主抗爭等，都反映出台灣紀錄片的多樣主題，並可從中窺探當年台灣重視的各大話題。陳儒修接著從族群紀錄、階級、性別、弱勢、歷史著手，介紹了各類別的作品與其表現形式，讓大家見證了紀錄片的百家齊放。 

陳儒修還提到，台灣紀錄片的一大特色，是從很早期就在電影院上映播放，而且票房都還不錯，其他國家的紀錄片，大多只能在少數藝術電影院、影展或公共電視放映，台北電影節更連續五年將百萬首獎頒給紀錄片。紀錄片之於這個國家，不僅記錄了社會的演變，更融為了生活的一部分。

＊本文由「國片暨紀錄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提供。